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若干问题探讨

【广东刑事律师】

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若干问题探讨

作者：潘勇 周振威 来源：中国法院网

前言：本文来中国法院网，广州刑事辩护律师团队整理编辑，供大家学习，版权归作者所有。

监视居住是我国独有的刑事司法强制措施，1979年刑诉法确立，经过1996年和2012年两次大的修改，日渐完善。尤其是这次修改对监视居住做了许多细化，我们认为这一做法是具有现实重大意义的，但也带来了新的适用问题。笔者根据反贪办案实践，认为在今后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宜从以下方面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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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条件

　　1.无固定住处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业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且满足逮捕条件，具有下列情形的:（1）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4）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5）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这一条大部分款项基本无歧义，但“因为办案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规定的有些宽泛，笔者认为把这类情形限定在下述方面较为妥当：（1）跨区域交办案件；（2）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此为条件配合办案的；（3）能够节省司法资源的。只有严格限定情形，才能防止司法实践中对这项措施的滥用而导致侵害人权的现象发生，同时也是办案规范化和实现程序正义的需要。

　　2.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且无固定住处或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的。我们认为，“不能提出保证人”应该理解为不能提出符合条件的保证人和符合条件的保证人不愿保证的情形；“不交纳保证金”应该包括拒绝交纳保证金和交纳的保证金不足的情形。这里做法定范围内的扩大解释是符合司法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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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场所

　　1.“无固定住处”的理解问题,即什么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视为“无固定住处”。《现代汉语词典》对下列名词的解释：“固定”指不变动或不移动（跟“流动”相对）；“住处”指居住的处所或栖身之所；“居所”用英语说就是"temporary living place"即临时居住的地方。我国刑诉法规定“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六个月以内的都应该是临时居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条规定：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但住医院治病的除外。综上，我们认为“固定住处”是指自然人六个月以上不间断生活起居的栖身之所，公共场所除外。以六个月为限是因为“固定住处”不同与民事法律规定的“经常居住地”，而应与刑事法律规定的“居所”的时间范围相对应。

　　2.指定的“居所”建筑、使用和管理问题。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我们认为，这里的“居所”适宜通过下列方式解决：一是由办案机关各自建筑、使用和管理“居所”；二是“居所”由省级办案机关统一规划、选址和建筑，并委托个案办案机关或“居所”所在地本系统机关使用和管理；三是“居所”基础设施完整，监视设备齐全，符合生活条件，距离城区适当（参考值为3公里）；四是“居所”所需经费由国家财政专项办案经费支持，人员由办案机关自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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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视方式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76条规定“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通信进行监控”，这里列举了几种监视方式，但也存在模糊之处，这里的“等监视方法”宜进一步明确，否则可能会造成其他非法方式的滥用，却因法律规定不完善而损害当事人人权。修改后的刑诉法的一大亮点是细化了技侦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笔者认为，监视方法和技侦措施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方面要分两种情况：（1）“一般无固定住处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只能使用法定的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通信监控三种监视方法；（2）“法定经批准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以使用技侦措施。同时，修改后的刑诉法没有规定什么属于技术侦查措施，这也造成了潜在的漏洞，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关解释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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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方面

　　1.“特别重大贿赂犯罪”释义。参照刑法关于贪污犯罪定罪处刑标准、高检院《关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立案侦查中若干数额、数量标准的规定（试行）》以及贵州省有关贪污贿赂案件备案规定等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以及高检院有关意见，笔者认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界定：（1）根据不同贿赂犯罪罪名，以涉案金额为标准宜为，个人受贿20万元以上，个人行贿50万元以上，其他贿赂犯罪100万元以上；（2）以身份为标准宜为，党政机关、重要职权部门的实职县处级以上干部；（3）以涉案人数为标准宜为，5人以上；（4）其他在一个市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2.“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释义。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同居人有老弱病残孕的；（2）同居人系同案犯的；（3）同居人有包庇隐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的；（4）犯罪嫌疑人可能潜逃、串供或者隐匿、毁灭证据、转移赃款赃物的；（5）同案犯未控制的或其他涉案人员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6）固定住处不便于采取科技手段监视的；（7）跨区域案件，需要异地监视的。

　　3.执行机关相关问题释义。修改后的刑诉法第72条规定“监视居住有公安机关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原副主任黄太云在谈及此条款起草时讲到，“实践中决定机关对案件情况更为了解，在监视居住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人身控制等方面的要求更为具体明确，由公安机关执行易因不了解有关情况而出现问题。但考虑到监视居住的执行主要在基层，而公安的派出机构一直设到社区一级。因此，还是维持了＂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的规定。”可以看出立法机关的本意对于“监视居住执行机关由决定机关协助参与执行”并未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对于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完全可以由决定机关协助参与执行，既符合立法原毅和修改后刑诉法第7条关于办案机关互相配合的规定，也有利于侦破案件，节约司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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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检察院）